学术观点 | 杨延宁.构式演变中的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 ——以古英语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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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延宁 教授
构式演变中的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
——以古英语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为例
杨延宁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
摘 要：过去30多年时间里，构式理论日趋成熟，在语言演变研究中不断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该理论强调形式与意义密切相关，语法和语义研究并重。但是，传统研究对语义的变化缺乏关注，极大地限制了构式演变研究的推进。本文提出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是语义变化的核心机制。为验证该观点，本研究借助古英语语料，对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分析，重点讨论两类构式演变过程中的语义变化。分析结果表明，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在构式演变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两者相互制衡，共同约束构式的演变方向。
关键词：构式演变；古英语；被动构式；使役构式
作者简介：杨延宁，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功能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研究 。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古汉语和古英语的构式演化对比研究”〔沪教委科（2018）20号〕的阶段性成果。
学习文献：构式演变中的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以古英语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为例[J]. 英语研究，2021(1)：51-67.
本文为期刊独家授权语言学通讯公众号全文推送，参考文献从略，欢迎查阅《英语研究》或者知网下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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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语法化理论在语言演变研究中长期居主导地位，催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语法化理论提出过早，有很多内在的问题，已经不能满足语言演变研究的复杂需求。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在语法化架构内无法对语义变化开展系统分析（Haspelmath, 1999）。近十年来，不断有学者探索语言演变研究的新研究路径，其中一个重要思路是将语法化研究提升为构式演变研究。构式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之后不断完善。经古德博格（Goldberg）（1995）的重新诠释，逐渐为学界所接受。该理论强调形式和意义紧密相关，认为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同等重要。因此，从构式角度重新审视语言演变问题，语义层的变化就必然成为关注的焦点。但是，受制于传统语法化研究的影响，构式演变研究尚未发展出强有力的语义分析机制。如何有效地描述和解释语义变化的总体趋势，成为制约构式演变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本文重点讨论构式演变中的语义问题，认为语义演变有两个关键机制，即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在作者已经开展的古汉语和古英语构式演变研究中，对两种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杨延宁，2019，2020）。但是，已有研究对两种机制的发挥作用的细节还缺乏深入探索。鉴于此，本文借助古英语语料，分析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的演变过程，梳理两者演变的共性与差异。以此为基础，本文讨论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如何相互制约，成为构式演变的内在推动力。在具体讨论中，古英语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的演变是分析的重点。为了使观察的角度更为丰富，古汉语中的构式演变也会被提及，作为古英语分析的参考。
1. 构式演变中的语义问题
在历史语言学领域，对于语义演变的探索一直相对滞后。这和传统研究重视词汇和句法演变有关，同时也受到分析框架失当的影响。在长期盛行的语法化研究中，最为重视的是词汇和句法演变，语义问题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常见的做法是以词汇和句法演变为主线，在认为必要时提及词汇和语法变化带来的语义影响。换言之，语义变化被看作词汇和句法分析的副产品，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在构式演变研究中，语义层的变化已经无法再扮演从属性角色。构式的非组构性特征决定语义演变必须在分析框架中拥有独立的地位。
在阐明句法和语义的关系时，许多语言学理论遵循组构性原则。该原则认为“特定复杂表达的意义由内部成分的意义和将各部分组构在一起的句法规则决定”（Partee, 2004:153）。认同该原则的学者强调语言有两种关键机制，即同语法运算有关的抽象规则和与语法运算无关的清单。词素、词语和不规则用法均被归入清单范畴，而抽象规则在清单的基础上生成复杂的表达。语义只需要在清单记忆的基础上，根据句法规则来进行推导。传统历史语言学研究受组构性思路制约，认为语义变化可以由词汇和句法变化推知，因而将其研究重点放在词汇句法层面，对语义变化关注不够。在这种思路指导下，语义演变研究自然不会获得独立的地位。
大量构式研究表明，构式义不能简单地由内部成分的语义和句法规则来推知，具有明显的非组构性（Goldberg，2006）。因此，不能将意义产生的过程公式化，对形式和意义关系的解读需要考虑语言的非组构性。可以说，整体语义的非组构性是构式的根本特征之一。由此，“不可推知”的构式义从何而来的问题，成为构式演变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古德博格(2006) 提出构式义在语言初始阶段是多余的，它的出现是语言演变中形式和意义互动的结果。这方面的深入探索极度匮乏，已有研究基本陷入了原地踏步的状态。
现有语义演变研究大多受制于两大问题：①分析对象的偏颇；②演变机制的局限。很多语言学家讨论过语义演变问题，也提出了各种定律和假说。但是，相关讨论的重点一直在词语层面。斯德恩（Stern）（1968）基于语义场理论提出古英语副词语义演变的定律，比如“rapidly”和“immediately”的语义如何发生变化。德瑞格（Derrig）(1978) 关注颜色词如何被赋予实际意义，比如白色表示无辜，黑色则代表罪恶。威廉姆斯（Williams）（1976) 和威博格(Viberg)（1983）都关注各类感官形容词词义不断拓展的规律。前者认为感官形容词有多条拓展路径，比如触觉词可以用来描述味觉，如“dry”，也可以发展为视觉词，如“warm”。后者相对谨慎，认为感官形容词的语义拓展路径有限，不同感官的贡献也不相同。相对这些细腻的词语意义演变研究，句子层面的语义变化很少受到关注，仅有的一些研究也都集中在时体标记的语义演变上（Bybee，Perkins & Pagliuca，1994）。
至于语义的演变机制，相关的讨论多为线性思维，总是在成对的概念内回旋，比如褒义和贬义、同义和反义、隐喻和转喻，以及压缩和扩充。这些概念处于对立的状态，以此描述的语义变化很容易被判定为非此即彼的关系。此外，这些成对的概念属于同一维度，不利于说明实际的语义演变有没有更复杂的关系。这一局面的形成和语法化研究中的语言演变二元论的思路有莫大的关系。时至今日，这一思路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正如特劳格特和达瑟尔（Traugott & Dasher)(2002)所说，一旦语义演变被限定在对立的概念中，就很难建立起语义演变的系统化关系。鉴于此，本研究基于两个非对立性的演变机制，即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
2.分析框架和语料
2.1 分析框架
本研究没有因循老路，而是采用了全新的语义演变分析框架。该框架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搭建，无论在术语体系和操作思路上都有别于以往的分析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从创立之初就非常重视语义演变机制探索，并为此建立了完备的语义描述术语体系。以此为基础，杨延宁（2019）提出语义层的演变机制是聚合轴的“语义凝聚”和组合轴的“语义汇合”。
索绪尔（Saussure）(1959)认为任何符号的意义都来源于它和其他符号的相互关系。为了说明这种关系，他将其细化为两个类型，即联动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和联想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为了使两者的区分更加鲜明，后人将联想关系改为选择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在具体讨论中，我们常常把这两种关系称为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聚合关系。横向组合关系指的是同级阶符号之间如何联动，而纵向聚合关系则是指符号之间如何相互替代。这两大关系一直是语言学研究关注的焦点，有时甚至成了区分不同语言学流派的依据。生成学派重点讨论横向组合关系，而功能学派对纵向聚合关系更为重视。在传统语言演变研究中，横向组合关系得到了较多的讨论。研究者往往把讨论的重点放在语法单位的结构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变化上。
本研究认为语义演变研究必须同时关注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聚合关系，分析框架应该对两个关系都有所体现。在组合关系分析中，观察的重点包括：①语义成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组构方式有何不同；②不同的组构方式带来了怎样的语义变化。语义汇合作为一个变量，标注组合关系带来的语义变化。比如，在汉语的动结构式有两种演变方式，如例（1）和例（2）所示：
无论是哪种演变方式，早期的两个独立成分V1和V2都合并为一个成分V1V2。换言之，汉语使役构式中语义成分的组构方式有了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一变化使V1和V2的语义汇合程度发生了改变。早期形式中，V1和V2虽都同O成分有关，但语义相对独立，汇合程度较低。使役构式形成的过程中，V1和V2逐渐丧失了独立性，汇合程度明显提升。这种语义汇合程度的变化在英语演变过程中表现得同样清晰。比如，“development”和“nationalization”这类词语均来源于早期的两个语义成分，在演变过程中出现高度的语义汇合，其程度超过了汉语使役构式的V1V2成分。语义汇合程度较高时，两个甚至多个成分合为一个，其前后都出现了潜在的语法空位，可被进一步修饰。这一点对构式的能产性有很大的提升。
在聚合关系中，观察的重点依旧有两个：①在不同历史时期，系统中同一选择点的语法成分有何不同；②语义成分的选择替代带来了何种语义变化。语义凝集体现的就是这种语义变化的程度。比如，汉语中无论是处置式还是被动式，基本形式都是Prep.+ N + V。其中的介词性成分（Prep.）作为系统中重要的选择点经历了很多变化。处置式中在介词性成分的位置，早期出现的是具有实际含义的动词，比如“醉把茱萸子细看”中的“把”是纯粹的实义动词。而且该选择点的动词还可以是“将”，比如“谁将此义陈”。被动式介词性成分位置的早期选择更加丰富，“于”“为”“见”“被”都可以引导被动式（王力，1980）。“被”早期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实词。在汉语处置式和被动式的早期形式中，同样的语义表达可以有多种选择。随着这两类构式的逐渐稳定，选择变得越来越少，最终集中到“把”字句和“被”字句。从表达细致程度上看，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但是，语言使用者面对的选择更少，构式的稳定性无疑得到了提升。在英语的使役式和被动式中，语义凝聚的情况也广泛存在，这一点会在下一节中做深入探讨。综合上述讨论，语义汇合和语义凝聚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的关系
2.2 语料
依据其演变历史，英语大体分为古英语（公元449—1066）、中古英语（公元1150—1450）和现代英语（公元1500至今）三个阶段。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有相似性，和现代英语有明显区分。本研究只使用了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语料，涵盖历史时期起于8世纪，终于14世纪。在众多的古英语语料中，本研究选择了HC（Helsinki Corpus）语料库。该语料库由赫尔辛基大学建设，其中的历史语料涵盖了英语演变的三大阶段。该语料库最大的优点是以100年为时间单位将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分别划分为四个时期。本研究选取的是该语料库中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部分，总体量约为100万词。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3.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中的语义演变
3.1 分析对象及总体分布
本研究分析对象的选择遵循两个基本标准：①属于Goldberg（1995）所定义的构式类型，即图式型构式；②在英语中广泛使用，对英语的演变有较大影响。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显然符合这两个标准。它们的形式和意义高度相关，构式义无法从组构成分中推知，属于典型的图式型构式。同时，两类构式在古英语和现代英语中使用频繁，在英语演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英语被动构式研究内容丰富，但是对关键问题缺乏共识。受制于西方语言学研究传统，英语被动构式常常被置于语言类型学视野之下，以跨语言对比的视角加以解读。这种做法有助于形成宏观认识，避免被英语的特异性左右。但是，已有研究的范围基本局限于印欧语系内部，影响了对问题的深入理解。英语被动构式研究也时常受到西方语言学理论更迭的牵制。比如，在生成语言学的巅峰时期，相关研究强调句法分析，极少讨论语义特征（Mitchell，1985）。随着20世纪80年代功能主义的兴起，英语被动构式研究开始重视语义分析，尝试从语用和语境的角度对句法特征进行解读。其中比较重要的研究包括柴谷（Shibatani）（1985）和吉冯（Givón）（1994）。具体到被动构式的演变，受索绪尔强调共时研究的影响，相关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随着20世纪90年代语法化研究的兴起，被动构式的演变才真正走入舞台中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吉冯和杨（Givón & Yang）（1994）。
已有研究对英语被动构式的理解碎片化，缺乏对语义和语法演变的整体认识。事实上，英语被动构式演变研究很少独立存在，大多以被动研究子章节的形式出现。综合前人研究，英语被动构式可以简单划分为BE类型和GET类型。前者较为常见，以BE为助动词，比如“Tom was caught by the police”。后者使用频率较低，以GET为助动词，比如“Tom got caught by the police”。从语义上看，后者暗含着受事有意而为的意思。因此，“Tom got caught by the police” 实际上指“Tom”刻意被抓。从来源上看，BE类型和GET类型也有较为明确的区分。Givón & Yang（1994）认为前者起源于形容词为谓语的关系小句，后者则由反身结构演变而来。由于BE类型的使用频率更高，是被动表达的主体，本研究将其作为主要分析对象。
和被动构式相比，英语使役构式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使役构式的基本形式是“V + NP + Complement”,相关研究往往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现代英语中“V”和“complement”成分的形式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语义。现代英语的“V”成分可以是“have”或者“get”，前者使用频率远高于后者。在使用“have”作为引导词时，使役表达带有较高的确定性，一般无法再加以否定（Duffley,1992）。而且，HAVE类型使役构式将施事限定为人类，GET类型的施事选择要灵活的多（Kemmer & Verhagen，1994）。关于“complement”成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使用过去分词和现在分词会产生怎样的语义差别（Ziegeler & Lee,2005）。
在古英语中能够引导使役构式的词语除了“have”和“get”,还有“cause”，甚至是“do”, 但比例都非常低。为了约束研究范围，本文只讨论使用“have”的情况。这主要是考虑到“have”引导的使役构式出现频率最高，而且施事成分限定于人类。从该类型的构式入手梳理使役构式的发展脉络，能够更好说明具体的语义演变规律。在古英语中“have”的拼写形式为“habban”, 第三人称形式为“hæfþ”，过去式为“hæfde”。本研究使用的语料中，共出现了361次“habban”引导的使役用法，构成了本研究分析对象的主体。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古英语“habban”引导的使役构式看作现代英语使役构式的简单对应。其表现形式远比现代英语复杂，并不总是呈现严整的“have + NP + complement”结构。在古英语的演变过程中，该构式有多种表现形式，而且一直发生变化，如例（3）到例（5）所示：
例（3）到例（5）说明，“habban”的位置非常灵活，可以在NP之后，可以在NP之前，也不一定要和NP紧密相邻。就算“habban”和NP以前后顺序出现，也可以被介词间隔。更重要的是，在古英语“habban”引导的使役构式中，“complement”成分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分为六类：从句、分词、名词、形容词、不定式和动词。所有这些选择在本研究的语料中都能观察到。因此，使役构式分析有两个观察重点：①带有不同类型“complement”成分的使役构式在出现时序上有何规律；②带有不同类型“complement”成分的使役构式中，“habban”的语义发生何种变化。
综合上述考虑，本研究对语料中的BE类型被动构式和HAVE类型使役构式进行了识别和统计。两类构式在语料中的总体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表2基本上以百年为时间单位（ME3和ME4不满百年），呈现了BE类型被动构式和HAVE类型使役构式在古英语（OE）和中古英语（ME）中出现的总次数和每千词频率。其中的OE1阶段，由于样本数量太小，没有实际价值。依据表2中的数据，被动构式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使役构式，前者使用频率几乎达到了后者的五倍。从这一差距看，被动构式的重要性确实高于使役构式，在前人研究中得到更多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表2还表明，被动构式的使用频率在不同历史时期并没有非常大的波动。从整体上看，ME时期比OE时期的使用频率要高一些，但是也没有构成显著差异。使役构式的情况与此相似，OE和ME时期在使用频率上并没有本质差别。因此，从大的历史轴线看，无论是被动还是使役构式的使用都不存在大起大落或者逐步增加的情况。这一现象提示我们，两类构式分析的重点在于其内部成分的演变过程。
3.2 被动构式分析
依据已有研究成果，很难梳理出古英语被动构式演变的完整脉络。而且，古英语语料只能追溯到8世纪，更早期的被动表达要借助日耳曼语系的其他语言进行观察，甚至要参考拉丁语的影响。语料的欠缺自然会影响对被动构式演变路径的判断。综合已有研究结论，比较确定的是，古英语BE类型被动构式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BE + V（完成体，形容词属性)
第二阶段：BE + V（过去式）
古英语被动构式长期稳定在小句层级，其基本结构 “BE+V”一直没有变化。但是，通过细致的语料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BE成分还是V成分的语义都在不断地改变。古英语中的BE成分(beon/wesan)在OE阶段一直包含“拥有”义项，如：
（6）Him woes samod lond
They was together land
‘Together they possessed land. ’(OE3)
BE的“拥有”义项，直到古英语中“habban”（have）的使用日渐普遍，才开始逐渐消失。受到古英语语料的限制，我们无法确定BE的更早期语义。但是，“拥有”义项很可能和拉丁语中BE的类似用法一脉相承：
（7）mihi amicus est
I friend is
‘I have a friend.’
V成分的语义变化则更为明显，在语料中留下了清晰的演变轨迹。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从“结果”+“过程”的双义项选择到“过程”的单义项选择。古英语OE1阶段的语料规模极小，相关例证从OE2阶段开始，一直延续到ME4阶段。在OE时期，“结果”和“过程”义项同时出现：
例（8）到例（13）表明，OE时期被动式中的V成分是“结果”和“过程”语义并存的态势，其中的“结果”语义更占优势。在OE阶段的语料中共观察到800个被动构式的例证，其中的573个表达“结果”，剩余的表达“过程”。可以说，在OE时期，被动式中V成分的语义是静态“结果”和动态“过程”并存。但是这种情况在ME时期发生了很大的逆转，“过程”表达已经成为被动构式中V成分的主流语义，如：
在ME语料的1 275个例证中，超过九成（1 165个）属于“过程”语义表达。从OE时期到ME时期，表现出明显的“过程”+“结果”双义项到“过程”单义项的转换。这一变化和古英语被动构式的早期来源有较大的关系。前文提及，古英语被动构式源自于完成体表达。而最早的完成体表达就是“BE+V（完成体）”形式。在这一阶段，动词完成体的形容词属性非常强，时常用于事件结果的表达。到了ME时期，这一形式显然有所改变，BE+V（过去式）成为被动构式的主流。此时V成分的形容词属性已经非常弱，表述的主要是事件的过程。简而言之，被动构式在演变过程中实现了从“静态+动态”到“动态”的转变。
以本文提出的语义演变框架来分析，英语被动构式的两个主要成分BE和V均发生了语义凝聚。在OE3阶段之前，古英语中的BE成分，即“beon”和“wesan”都有丰富的义项，比如前面提到的“拥有”义项。而且“beon”和“wesan”的表达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到ME阶段，BE成分的语义已经被凝聚到较窄的范围，很多语义转由其他词语来承载，如“变为”的语义就由“wearð”来承接。V成分则由“过程”和“结果”双义项逐步演变为“过程”单义项，其中的语义凝聚特征更为明显。
就语义汇合而言，古英语被动构式的核心成分BE和V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非常稳定的联结，其语义的整体性越来越强。从ME4时期开始，BE+V甚至可以作为整体被其他动词或者助动词引导。到了现代英语中，“The book is being printed”和“The house finished being demolished”这样的句子已经被普遍使用，其中的BE+V完全可以被看作一个整体。BE+V甚至可以作为主语出现在句首，比如“Being painted is preferred”。语义汇合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加强构式的能产性，为其进一步扩充提供条件。换言之，语义汇合能够创造新的语法空位，引入新的句法成分。古英语中BE+V的整体化趋势是两个成分语义汇合的重要表现。
3.3使役构式分析
前文提及，使役构式的使用频率有跨时代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很可能和“habban”本身丰富的词义有关。在古英语词典中“habban”的义项通常超过15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①拥有类，如“to have”“to possessive”“to hold”“to keep, to maintain”;②操控类，如“to take”“to put”“to place”“to be obliged”；③导致类，如“cause to move/go/take/carry”。在早期的语料中，这三类词义都能参与使役构式的构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类语义开始逐渐成为主流。到ME3和ME4时期，语料中的HAVE类使役构式几乎都同“habban”的第三类义项有关。
使役构式的演变过程中，“complement”成分的语义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前文提到，使役构式中的“complement”成分有六种形式，即小句、分词、名词、形容词、不定式和动词。不同于被动构式在语料中的整体稳定分布状态，各类型“complement”成分在各历史阶段的使用频率有明显不同。其中的小句型和名词型在语料中只出现了一段时间，并没有在古英语的演变过程中稳定下来。这两类补语的出现都相对较早，基本在公元950年之前。而且这两类补语通常和“habban”早期的“拥有”和“操控”有关，如：
形容词和分词型的补语在古英语中一直被持续使用，而且延续到了现代英语中。不定式型“complement”成分出现的时间较早，但其使用频率随时间推移逐步降低，到ME4时期已经很难见到。相对而言，动词形式的补语在HC语料中出现相当晚，所有的使用都出现在ME3时期。换言之，不定式补语基本上和动词补语形成了衔接关系。这很可能和古英语到现代英语的转化过程中，英语彻底走向SVO语言有关。语料中动词型的用法和现代英语几乎没有差异，如：
（20）You shall haue winter justifie it. （ME4）
you shall have winter justify it
‘You shall have winter justify it.’
就语义变化而言，使役构式中的“complement”成分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实现了选择范围的收窄。在六种“complement”成分中，名词型和小句型表达“名物”语义，形容词和分词型呈现“性状”语义，而不定式和动词型则和“过程”语义有关。在OE时期，六种“complement”成分并存，存在“名物”“性状”和“过程”三种语义选择。到了ME阶段只有“性状”和“过程”两种选择。在现代英语中，以过去分词和现在分词为主体的“性状”表述成为最常见的选择。古英语中的变化过程可以用表3说明：
综合使役构式“have”和“complement”成分的变化，就会发现它们都发生了明显的语义凝聚。其中，“have”成分在聚合轴原本有“拥有”“操控”和“导致”三类语义选择，最终凝聚为“导致”一类。与之类似，“complement”成分也逐步实现了从“名物”“性状”和“过程”三类选择并存到“性状”独大的压缩过程。从这些变化不难看出，HAVE型使役构式的演变过程中，语义凝聚的现象非常明显。原本丰富的语义选择逐步集中到某一类语义，其表达细致度大幅度降低。降低表达细致度对构式的稳定是优化的选择，有利于语言使用者减少选择项，也方便语言学习者更快地掌握特定构式。现代英语的使役构式中，“have”和“complement”成分的表达细致度已经非常低，其语义已经高度抽象化。而且，英语使役构式的语义凝聚的趋势随时间推移逐步加强。
与被动构式相比，使役构式中“have”和“complement”成分的语义汇合倾向并不明显，没有出现被动构式“be”和V成分逐步一体化的趋势。但是，在“have”和“complement”成分内部，仍然可以观察到语义汇合现象。在演变过程中，使役构式经历了从双小句到单小句的降阶。在OE时期，“complement”成分常常是小句和不定式，使役构式是两个实义动词构成的双小句结构。到ME时期，分词和动词型充当“complement”成分，使役构式变为单小句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实义动词表达的语义逐渐压缩到一个动词内。下面的例（21）(22)分别出现在OE3阶段（公元950—1050）和ME2阶段（公元1150—1250），表示的语义基本相同。通过两者的对比分析，我们能看到这种双小句到单小句的转变趋势。
例（21）是包含两个实义动词的双小句结构，使役语义中包含了两个“过程”，即“habban”和“ibroht”。在例（22）中，使役语义只需要“过程”“habban”就可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还伴随着“事物”“deð”到“属性”“dæd”的转移。这类语义汇合虽然层级较低，但是对于使役构式的最后定型有非常大的影响。
使役构式中“complement”成分的语义汇合同样值得注意。分词是使用最为持久的“complement”成分。古英语的变格远比现代英语完备，在使役构式的分词成分中，语义汇合的现象非常明显，如：
例（23）的“bcigean”以后缀“-an”标注分词属性，是古英语中的常见做法。除后缀“-an”,古英语中还有一部分动词通过加前缀（如ge）的方法来完成分词化。这些前缀和后缀中原有的“all collective”或者“intensive force”的语义已经和动作语义发生了汇合。这类语义汇合在系统中提供了更多的语法空位，有利于提升构式的能产性。
3.4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的关系
为了方便讨论，对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的分析相对独立。但是语言演变中，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聚合关系一定会相互影响，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不可能截然分开。因此，我们需要考虑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是否有程度上的差异。具体到本研究，需要观察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中的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上是否有所不同。对前文的讨论不难发现，被动构式的语义凝聚程度比使役构式要低。被动构式的“be”成分失去了早期的“拥有”义项，逐步凝聚为助动词，而V成分则经历了从“过程”+“结果”双义项到“过程”单义项的转变。在使役构式中，“have”成分的语义由“拥有”“操控”和“导致”三种类型逐步聚焦于“导致”一类。与之同步，“complement”成分的语义也经历了由“名物”“性状”和“过程”并存到以“性状”为主的凝聚过程。仅就涉及义项的多寡而言，使役构式的语义凝聚程度明显超过了被动构式。而且，使役构式的语义凝聚过程更为复杂，涉及了古英语演变多个时期的连续变化，至少涉及三个以上的阶段。被动构式语义凝聚的时间边界更为清晰，基本可以区分为OE和ME两个阶段。综合上述两点，古英语中使役构式的语义凝聚程度明显高于被动构式。
就语义汇合而言，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的程度也有所不同。被动式的两个核心成分“be”和“V”的语义已经高度汇合，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被其他成分修饰。在现代英语中，被动式“be+V”的结构已经很少被看作两个完全独立的成分，其中的“be”成分已经弱化为助动词，只起引导作用。使役构式的核心成分“have”和“complement”成分一直没有实现语义彻底汇合。“Have+NP+complement”结构并没有实现整体固化，也很难被其他成分修饰。因此，使役构式的语义汇合程度明显低于被动构式。综合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的情况，我们不难发现，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有不同的程度。篇幅所限，本文的研究对象仅限于英语中的两个构式。如果将视野扩大到汉语中，同样可以观察到各类构式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杨延宁，2020）。因此，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作为衡量语义变化的两个指标，在不同类型构式的演变中有不同的程度。
明确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有程度差异，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从古英语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的情况看，两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如图2所示：
图2表明，使役构式演变中语义凝聚程度较高，而语义汇合的程度较低。被动构式的情况刚好相反，语义凝聚程度较低，语义汇合程度较高。换言之，纵向聚合轴的和横线组合轴的语义变化在同一个构式中呈现出了相反的趋势。出现这一现象的内部逻辑在于，语义凝聚程度越高，语法成分的语义越抽象，语法功能越简单。高度抽象必然导致语义成分的组合能力下降，因而不易出现稳定程度较高的语义汇合。从另一个角度看，一旦语义成分之间实现高度汇合，就会产生更强的整体性，构式的结构变得非常稳定。这种情况下，构式内部成分不需要进一步实现语义凝聚。可以说，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作为构式演变中的两个核心推动力，相互平衡、相互制约，共同约束了构式演变的方向。当然，上述论断是在分析古英语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演变的基础上得出的，研究对象的数量有限。因此，只能作为一个探索性的结论。作者正在开展古汉语和古英语中多种构式的演变过程研究。该结论的可靠性会在相关研究中不断进行验证。
4.结语
本文为语言演变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语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理论层面和分析层面都进行了突破。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明确提出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是语义演变的核心机制。为验证这一观点，本研究借助古英语语料，对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的演变过程开展实证研究，重点观察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是否存在。该做法突破了语言演变研究中研究对象单一和量化分析匮乏的限制，能更好地呈现构式演变中的语义变化轨迹。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本研究进一步探索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在古英语中的使用频率有较大差异，前者达到了后者的五倍。但是，两类构式的演变过程中，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的趋势却是一致的。可以说，这两类机制是构式内部核心成分语义变化的主要推动力。将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加以比较，其中的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呈现出程度上的差异。被动构式核心成分“be”和“V”之间实现了高度的语义汇合，“be+V”结构的整体性逐步增强，构式能产性提升。语义汇合带来的能产性提升在使役构式中亦有体现，但是程度较低。使役构式中的“have”和“complement”成分本身就是语义汇合的结果，但是它们之间的语义汇合程度不及被动构式的“be”和“V”成分。因此，使役构式的能产性达不到被动构式的水平。语义凝聚的情况则刚好相反。被动构式中的“be”和“V”成分经历了义项上“二选一”的过程，而使役构式的“have”和“complement”成分都经历了“三选一”的义项压缩过程，语义凝聚程度更甚。从这个意义上讲，使役构式的抽象性比被动构式更高。依据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在两类构式中此消彼长的现象，本研究推断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在语义演变的整体路径中相互制约，共同规划了构式演变的方向。该观点当然需要未来更多构式演变分析的检验，但为语义演变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略，请查阅《英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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